【周易与中国法制史研究】 国际易学风水研究院常务理事王兴玺2011-9-13
论周易的法治思想
王兴玺
摘要：《周易》应为史书记载中释法之更早期者。叙述的德、礼、刑、政之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，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重要基础。《周易》以大量卦爻辞宣扬《乾》《坤》之“君德”，体现了“明德慎罚”的法制指导思想；表述“祭祀之礼”，阐发了君臣、上下、男女、父子的尊卑贵贱宗法等级礼数；揭示以羞辱和惩戒为主体的讼狱刑罚制度，反映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刑罚极其野蛮残酷性。其实质始终以维护君主政权、宗族家族利益为根本宗旨，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关键词：《周易》；法制；讼狱；刑罚
冠居群经之首的《周易》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，涉及夏、商末周初时代的思想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多方面认识。其中通过“象征”形式表现，反映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法制思想，推行德、礼、刑、政并用的法治体系，体现着事物对立和运动的“阴阳变化规律”，富含哲学原理。从《周易》可以看出中国早期法制文明最初脱胎于原始社会末期，完善于商末周初时期，法律体系包括礼数、德教、刑罚内容，具有注重宗法伦理，宣扬道德教化，强调礼刑并用等特点，始终以维护君主政权、宗族家族利益为根本宗旨，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传统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一、《周易》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学文明的产生“师出以律”和发展渊源，论述了法律在治理社会中的重要性。
（一）、“师出以律。”中国古代法制起源记载有“刑始于兵”、“兵狱同制”之说，而《周易》中阐释在《师》卦初六爻“师出以律，否臧凶。”“失律凶也。”《周易》应为史书记载中释法之更早期者。“师”者，军旅之名，指古代军队、战争、大型军事活动，为兵众。《象》曰“师，君子以容民畜众。”说明古代之兵即溶于民众之中，且养民可以得众，民为兵之本，“欲明王者用兵之道”。律者，法也，指古代军法、今之法律规范。古人认为“律”在“师”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，“师”之始，要诫其严明军纪，以律治军，反之无律或失律则必有凶险。为慎始之理，设诫深切。从《师》卦可以揭示为一部古代兵法的总纲，以用兵须正为原则，明“师”之成功条件，陈述“师”失利败绩之教训，指出“师”撤兵退守之情状，申言君主择将之标准，体现“师”论功行赏之法则，“以此毒天下，而民从之。”可以说明古代法律产生于军事活动，从而发展和完善为治理国家，规范社会和人民的行为准则。
（二）、“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。”《周易》体现了古代君王辩证的教人治人的法治思想特点。《蒙》初六“发蒙，利用刑人，用说桎梏，以往吝。”刑即法式、刑法、典范。桎梏指木制刑具。义指事物发展之初始“蒙”， 宜“利用刑人，以正法也”，既利用法式教育人，以法则示人，使之遵循正确的法道，才能免犯罪恶，不至于身罹“桎梏”。上九，“击蒙，不利为寇，利御寇”。对于蒙稚不化者，宜采用严厉法治措施，但不可施用暴烈过甚方式，体现了原始法治文明的思想内容，同时具有古代礼教的因素。九二，“子克家”，喻“臣之事君，如子之事父”，君治理天下，应发挥臣之作用，承担治理国家的重任。如《屯》“宜建侯而不宁”，建立诸侯治理天下而不可安居其事。
（三）、“先甲三日，后甲三日。”《蛊》者，象物惑乱。象征拯弊治乱，应当预先详为辨析，思考“治蛊”的（甲日）前三日的事态，而后推求“治蛊”的（甲日）后三日的治理措施。此寓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（《诗、大雅》）的义理，全卦反映只有鉴前戒后，谨始慎终，治理弊乱，才能“涉险济难”。 “君子以振民育德”，唔知治理国家之蛊之时，必须济民育德，拯弊治乱，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，体现了古代君王按照事物发展规律辩证施治的哲理思想。《蛊》皆言“弊乱”往往是积久而成，甚至延误一二代人，终至酿成大祸。并提出在特定条件下治蛊的可行之道，苏轼《东坡易传》“器久不用而蛊生之，谓之‘蛊’；人久宴溺而疾生之，谓之‘蛊’；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，谓之‘蛊’。”“‘蛊’之灾非一日之故也，必世而后见”，故《蛊》爻辞皆言治蛊之道。立法为治国，欲治则用法，枉法则无治，失法则国亡。《蛊》象之弊，当以法治。
（四）、《临》，“监视临察”，体现中国古代最早的“监察”义理。 “临”之特定意义可视为“统治”的代名词，阐发从上至下监视临察的义理。“八月有凶”，“消不久也”。全卦以“咸临”、“甘临”、“至临”、“知临”、“敦临”，侧重揭示了上统治下，尊统治卑，君统治臣民的思想。又“君子以教思无穷，容保民无疆”，抒发出“治人”的同时重视“教育”的作用。《临》卦核心思想是为“临人”、“治人”着想，反映了历史统治阶级重视的政治“临察”与教育“治人”之关系。同时在《观》卦揭示“观仰”作用，也强调居上者要以美德感化下民，体现“观”民风可以“正”君道的思想。这就表现了强调法治的同时，也要重视教育，“观”其效果体现在民风的转变和君道的治理上。
二、《周易》体现了中国古代决讼以“作事谋始”，讼不可极，禄不可争的义理，论述了辨明讼事，和谐处理社会矛盾的理想性。
《周易》《讼》卦、爻辞皆论述了处理讼事的方法和产生的结果。讼，《释文》“争也，言之于公也”。《本义》释“争辩”。卦辞“有孚窒惕，中吉，终凶。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。”讲致争讼的根源和决讼的义理。凡讼者，物又不和，情相乖争，而致其讼。有讼则必有诚信被窒，心有惕惧而致。但在处理方法上有讼则不可过甚，持中道才有吉利。说明应以和谐决讼为理念，若妄讼则致险，若争讼不息则穷极难成，终凶。《象》曰“君子以作事谋始”，万事须慎初治本。
“初六，不永所事”。《象》曰“讼不可长也，虽小有言，其辩明也”。指出讼事之初不与人争而获吉。既希望其不成讼事，虽略受言语之伤，也要通过辨析分明是非曲直，则为吉利。说明古代人既明讼事之初，应以防讼、化解的方法来处理。
“九二，不克讼，归而逋。”“自下讼上，患至辍也。”讲败讼（不胜诉）而速退，不致灾咎的道理。若以刚处讼，则争讼失利，失利则速退。若下与上争讼，则有祸害，应立即中止。这种导“诰”下层人民不要与上层官宦争讼，显示古代法制的神权（君权）法思想。
“六三，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；或从王事，无成。”讲劝导人们安分守己，不与人争，则可保禄不失，虽危无险，而获终吉的义理，体现了古代法律息讼免争，化讼为和，维护君主统治的社会理想性。
“九四，不克讼；复即命，渝，安吉贞。”讲遇败讼应及时悔悟，而获安宁吉祥的义理。因相犯而争讼，初能明辨，四则败讼，失利则回归正理，改变争讼的念头，才会吉利，不失其道。体现变刚为柔，化讼为和的和谐思想。
“九五，讼，元吉。”比喻君子听讼，以中正、明决而获元吉。君子用其中正听讼，明断枉直，中不过，正不邪，刚不溺，公不偏，体现大人君主其德中正，平诸侯万民之讼的行法思想。
“上九，或锡之鞶带，终朝三褫之。”六爻中惟上九穷争强讼，自取夺赐之禄。若以阳刚居讼之极，强讼不止，即使因胜讼而受官禄，也终将被剥夺。“以讼受服，也不足敬也。”体现讼不可极，禄不可争的义理。
《讼》卦充分体现讼不宜穷争，适可而止的道理。劝诫作事之初先防争讼于未萌的观点，凡事先明确章约，判定职分，使讼无从生，争无由起，反映了古人追求息讼免争，人人平和的社会理想性。
三、《周易》体现了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重要地位，论述了明其刑法，正其法令，天下合一的规律性。
（一）、《周易》揭示了中国古代“法治”的理念。“刑罚清而民服。”《周易》《乾》“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。”指出上居高位，强健谋事，需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，作事不要穷极，举动不要轻妄，“以俭德避难，不可荣以禄”，才不致于有危险，或不致于有罪过，且不致于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。并指出“亢龙有悔”，“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”易经多卦说明罪恶之源皆由亢过、穷极而渐渐萌生，“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《渐》也。”故要防微杜《渐》，惩治遏绝。“屯，君子以经纶。”初创之时多艰难，君子须奋发治理天下，治则法治，理则明辨。故在《周易》中多次显示刑罚的使用，并说明正确清明的运用刑罚在稳固社会中的作用。《大有》“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”《豫》“圣人以顺动，则刑罚清而民服。”圣人要顺应民情，顺应天下之势而动刑法，运用刑罚要清明，举善抑恶，刑威保有，民众才能服从，天下才能同归安乐。
（二）、《周易》揭示了中国古代“宥罪”的原则。“择其善而从之，其不善而改之”。《随》“拘系之，乃从，维之；王用亨于西山。”在《随》从善之际，必有逆其道而行者；在《需》之时，必有“犯难行”者，则应用拘禁强令，甚至采用绳索栓紧的方法使之顺服相随。《解》“君子以赦过宥罪”，这既体现了古代法律的强制性，又对不同情节的犯罪行为区别对待，赦免过失，饶恕罪恶，使逆势者诚心从善，修身处世。这是一种对“顺民”的轻刑处罚方法，“勿用师，自邑告命，贞吝”（《泰》），不用兴“师”征讨，只下布典诰政令，以避凶免吝。《旅》“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”，以行《旅》之义，发刑狱之义，用刑宜明慎，狱事不可稽留。《中孚》“君子以议狱缓死”，广施诚信之德，慎议刑狱，宽缓死刑。这是中国古代刑罚使用制度的重大发展。
（三）、《周易》揭示了中国古代“治狱”的方法。“亨，利用狱。”《噬嗑》卦以口中“啮合”食物为喻，明示顺用正确规律“治狱”可致亨通。“先王以明罚敕法。”明其刑法，正其法令，规范国家社会统一活动。全卦以初九“屦校灭趾”，六二“噬肤，灭鼻”，六三“噬腊肉，遇毒”，九四“噬干胏”，六五“噬干肉”，上九“何校灭耳”，阐发施用刑法之义。六爻之象以初上两阳喻触刑受罚，前者初犯能改获无咎，后者积罪深重致凶，意义深诫。二、四、五爻喻施刑于人，体现了刚柔相济的“治狱”之道，也显示出“治狱”之“咎、吝、艰、厉”的艰难。六五君位为治狱之主，柔中居尊，其“德”本于文明，又立用于刚严。《賁》“君子以明庶政，无敢折狱”，忠于职守，慎用刑罚，富含哲理。
（四）、《周易》揭示了中国古代“施刑”的内容。《周易》体现的法律制度尚是中国古代法律尚未形成的完备和规范体系，大体以延续“禹刑”“汤刑”为基本内容，主要以摧残人体为特征的施刑制度。《丰》“君子以折狱致刑”，讲要效法雷威电明之德，得虚实之情来审理讼狱，以轻重之情动用刑法。而对于从重处罚所施用的刑法则极其野蛮残酷。《睽》，六三“见舆曳，其牛掣；其人天且劓，无初有终”。《困》，九五“劓刖，困于赤绂”。说明过为使用刑法以治下，发生众叛亲离，困穷于尊位。“灭趾”、 “噬肤，灭鼻”，“灭耳”，等，行刑手段是对人体的野蛮摧残和破坏。对于“顺民”讲“慎罚”，而对于“犯上作乱”的“小人”，则“刑兹无赦”。
四、《周易》体现了中国古代明德慎罚、德礼并教的法制思想，论述了刑、礼、德在治理国家中的关联性。
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的核心是宗教等级制度，以维护和巩固宗主贵族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为目的，由使用刑罚的高压统治，发展为倚重德礼教化，慎用刑罚镇压，注重道德人伦，强调教先刑后，宣扬“刚柔相济”，主张德、礼、刑并用的法制指导思想。
（一）、《周易》突出“君子以德而治天下”之政治理论。《周易》多处论及“君子之德”，首论以《乾》、《坤》，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为《乾》之四德，也为君子之美德。“君子以成德为行”，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。”把具备道德作为君子治理天下的行动纲领。“《坤》厚载物，德合无疆。”《小畜》“君子以懿文德”。《蹇》“君子以反身修德”，处艰难之时应进退合宜，聚各方力量，上下同舟共济，必能济蹇获吉。《升》“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”。积其善小以成就弘大的事业。《困》“君子以致命遂志”。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实现崇高志向。《渐》“君子以居贤德善俗”。《震》卦主旨就建立在君主教令“震惊百里”，遂致万方警惧，长保社稷之安的义理上。《巽》“君子以申命行事”，效法风行之象，申命于众，施行政事于天下。《兑》以“和兑”、“孚兑”、“商兑”、“行兑”，立足于鲜明的道德准则之上，说明禀持正德，决绝邪谄方成欣悦之美；反之将致凶咎。《涣》九五“涣汗其大号，涣王居，无咎”。君之圣德能散发居积，收聚民心济难，利于行君之事。《中孚》九五“有孚挛如，无咎”，“有国者”必须“取信于民”，是为君道。《中孚》泛及一般的社会诚信道德，又兼及特殊的政治理论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社会的伦理思想。
（二）、《周易》阐发“礼数”之伦理思想。礼者，贵贱有等，亲疏有差，长幼有序，贫富轻重，男女有别。“礼源于祀”,《周易》多次提出祭祀的内容，阐发“礼”义之理。《比》卦揭示了主于上与下、君与臣、父与子，人与人彼此之间亲比的关系，告知人们需要正确处理主从关系，上者要大公无私，以信亲下，体现出融洽的“尊卑”关系，实际作用在于预防犯罪，偏向于维护稳固的“君子”统治地位。《履》卦充分说明了履与礼的关系。《蒙》六三“勿用取女，见金夫，不有躬，无攸利。”“行不顺也”，深刻的反映了古代男尊女卑的“礼”教。《家人》初九曰“闲”、九三曰“厉”、上九曰“威”，示男权之道；六二、六四皆顺吉，示妇贞之道；“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也”，引发出男女有别思想，根深蒂固的影响了中国人类社会三千多年。《归妹》“征凶，无攸利”，强调女子出嫁必须严守正道，以柔顺为本，成内助之功，反此而行，必有凶兆，反映古代礼教对女人的约束性质。“《节》以制度，不伤财不害民”君子以制定礼数法度为准则，辨议道德而行动。《小过》六二“不及其君”，“臣不可过也”。全卦体现了谦恭卑柔的处事哲学，卑者“可小事，不可大事”，“不宜上，宜下”，“过越”必将导致灾害。古有“寓刑于礼”、“律出于礼”，“礼不下庶人”、“刑不上大夫”之说。
（三）、《周易》揭示古代社会统治者行施礼数、德教、法度，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行使礼仪道德规范，和采取刑罚制裁手段，起到礼仪的教化作用和刑罚的镇压职能，维护宗法等级秩序，稳固“君德”制度的高度统一，随之使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具有“礼治”、“德治”、“人治”的特点。因此提倡：一要顺势止《剥》，“《复》善趋仁”。当“剥床以足”、“剥床以辨”、“剥床以肤”有凶险时，剥极必《复》。故“迷复，凶，有灾眚。用行师，终有大败。以其国，君凶。至于十年不克征。”二要持《恒》其德，教人立身处世。《恒》九三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贞吝”，六五“恒其德，贞”。 《周易》表述的“告”、“训”、“命”是为“王命”，也为古代治理社会的重要法律形式，以“训示”下民。三要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《家人》曰“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也”，体现了由治家推而广之到治国的政治思想。四要以德制邪，施恩于民。《夬》，“扬于王庭，孚号有厉；告自邑，不利即戎；利有攸往”。“君子以施禄及下，居德则忌”。以执法制裁小人，光明正大宣于王庭，公正而无私隐。号令众人以德制邪，戒备危险。并且果敢施恩泽于天下，平息民怨。而在一些极端矛盾、争端、冲突中，也需要以武力军事之类的暴力形式来解决，需要“刑以威四夷”。《艮》卦以“艮其趾”、“艮其腓”、“艮其限，列其夤”、“艮其身”、“艮其辅”、“敦艮”之喻，从不同角度阐发行正必先制邪的道理。五要警惕戒惧，备而无患。《萃》，“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”。事物久聚，必生变乱，人情久聚或萌异心，故以治安而备战，以防不测。《既济》“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”，“既济”之时国家和社会治理成功，万事皆成，而要保持成功之实确非易事，稍有不慎必将复乱。而《未济》则说明“事未成”之时，若能审慎进取，“中以行正”，“君子之光有孚”，“慎辨物居方”，促使事物发展转化，则“未济”之中必有“既济”之理。“既济”“未济”揭示了事物的成败是相对的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辨证规侓。
